延安是举世瞩目的革命圣地，光耀千秋的红色之都，铸就伟业的胜利之城。从1935年到1948年，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夺取全国胜利的出发点，是新民主主义的模范试验区，中国革命的指导中心和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系统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由弱到强、转败为胜的丰富经验，制定了新民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提出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个战胜敌人的法宝，领导了延安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培育了伟大的延安精神，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延安古城
1、落脚陕北
吴起镇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第一纵队到达陕北吴起镇。当天，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吴起镇已是苏区边境，此地以东即有红色政权。保安城闻有红色部队，但吴起镇、金汤镇之间之金佛坪有地主武装百余守堡，拟派队消灭之。”20日，二人研究敌情，指挥作战，取得了“切尾巴战斗”的胜利。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吴起镇召开。张闻天在发言中指出：长途行军中所决定的任务已经最后完成。“一个历史时期已经完结，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吴起镇会议批准了榜罗镇会议的战略决策，宣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结束。10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吴起召开，作出了“向南发展，打破‘围剿’，扩大苏区”的决定。1935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离开吴起镇，沿洛河川南下，于11月2日到达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驻地下寺湾。到达下寺湾后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对外名义和组织分工等问题。会议决定，对外使用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的名义，并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成立审查肃反问题的五人党务委员会。会议期间中央政治局成员出席了当地群众举行的欢迎大会。同时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决定恢复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番号，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关于成立西北办事处的布告》。下寺湾会议后，中共中央撤销了中共陕甘晋省委，对西北革命根据地所辖区域进行了重新划分，分设陕北省、陕甘省和三边、神府、关中特区。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中央领导人分两路行动：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南下与第十五军团会合，粉碎国民党军“围剿”；张闻天、博古（秦邦宪）率中央机关北上，进驻瓦窑堡（今子长市）。11月4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红一军团离开甘泉下寺湾，并于第二天到达象鼻子湾村。在象鼻子湾村，毛泽东向随行部队发表著名的雪地讲话。11月7日红一军团与徐海东率领的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同日，张闻天、秦邦宪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进驻瓦窑堡。
直罗镇战役庆祝胜利大会
1935年11月19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彭德怀带领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的领导，前往直罗镇地区，察看地形，研究具体部署。11月20日，牛元峰率第一○九师进占直罗镇。当天晚上，红一方面军将直罗镇包围。11月21日拂晓，红一方面军向直罗镇发起猛攻，四天时间歼灭东北军第五十七军第一○九师全部及第一○六师第六一七团，俘虏5367人，击毙1000余人，缴获步枪3500多支，缴获轻重机枪179挺，并缴获子弹22万余发和大量军用物资。打退了国民党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1935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为刘志丹等平反。12月13日，毛泽东回到瓦窑堡并接见刘志丹。刘志丹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汇报了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并表示要跟着党中央革命到底。
瓦窑堡会议会址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即瓦窑堡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和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着手解决党的政治路线问题。瓦窑堡会议决议和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毛泽东的报告，分析了日本侵略者打进中国之后社会各阶级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明确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瓦窑堡会议是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全民族抗战兴起过程中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瓦窑堡会议的召开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之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为实现由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的伟大战略转折奠定了牢固的基础。瓦窑堡会议后，西北革命根据地认真贯彻中共中央为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制定的方针，调整根据地内的阶级政策、经济政策和各项社会政策，推动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1936年2月20日，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彭德怀指挥下渡过黄河进行东征。5月5日，红军回师陕北，结束东征，毛泽东与朱德分别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发布《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1936年5月8日至9日，中共中央在延川县太相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分析政治和军事形势后，中央采纳了毛泽东关于“甘肃是必由之路”的提议，确定“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并作出红军西征的决定。1936年7月3日，博古、王稼祥等率领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等机关以及红军大学移驻志丹县（原保安县城），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分别于8日、11日和25日抵达志丹。 7月9日《红色中华》发表社论《定都志丹有什么意义？》。社论指出：现在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已经定都志丹城，志丹已经成为我们赤色的京都了。中央政府为什么要定都志丹呢，他有以下意义：（一）志丹是陕甘宁苏区比较适中的地方，定都志丹为的是迅速巩固与扩大陕甘宁苏区，使它成为领导全国红军和抗日救国运动的中心。（二）志丹接近陕北，更便利于指挥与领导陕北的游击战争，保卫老苏区。（三）便利于争取东线、南线的军队，成为抗日友军。（四）更清楚地指出，我们退出瓦窑堡，绝对不是放弃陕北苏区，绝对不是逃跑。而是依靠这个苏区的中心，造成西北抗日联合的大局面。志丹县成为赤色首都了，因之志丹县的工作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使志丹县成为模范的苏区，抗日的根据地，做全国抗日的模范。在志丹县期间，中共中央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21次，制定实施了一系列重大的方针政策；进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系列实践活动；指挥西征和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完成了红军长征；接待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对苏区的访问，通过其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向世界打开了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窗口。
2、延安岁月
红军进驻延安城
1937年1月10日，毛泽东、张闻天率中共中央机关离开志丹，前往延安。先后经寺儿台、高沟口、碟子沟等地，于1月13日下午到达延安城。从这一天开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延安度过了10年不平凡的岁月，延安成为了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和战略总后方，成为了共产党人乃至全国人民心目中的革命圣地和精神家园。 1937年1月13日至1938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机关在凤凰山麓驻扎。期间，促成了全国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并明确提出了全面抗战的路线和持久战的方针；实现了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度过了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召开了白区工作会议、洛川会议、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三月政治局会议、六届六中全会等一系列重要会议，为即将到来的全面抗战，从政治上和组织上作了充分准备。在此期间，毛泽东还起草大量文件，写出不少著作，编入《毛泽东选集》的就有16篇。诸如《实践论》《矛盾论》等重要的哲学著作，为形成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县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指出：七月七日卢沟桥抗战，已经成了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中国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就是实行抗战的阶段。会议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阐明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体现了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指明了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具体道路。会议制订的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对夺取中国抗战的胜利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洛川会议是在全国抗战刚刚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 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1937年9月6日，中共中央遵照国共两党谈判的协议，决定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改组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宣告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成立，对于巩固和扩大全国各阶级、各阶层的团结抗日，争取民族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六届六中全会
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荒生产
采用投豆方式进行选举
“三三制”民主政权形式，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建设中的一个创举，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上作题为《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对“三三制”政策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毛泽东指出：“在政权的人员分配上，应该是：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只有汉奸和反共分子才没有资格参加这种政权。”
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还制定出了一系列重要的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农业政策，如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互动互助政策、军队屯田政策、农业贷款政策、开展劳动模范运动的政策、实行农业累进税的政策和提高生产技术的政策等。
1943年10月，毛泽东及中央书记处由杨家岭迁到枣园。在此期间，中共中央继续领导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和解放区军民开展的大生产运动，筹备了党的七大，领导全国军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进行国共重庆谈判，实现了抗日民族战争向全国解放战争的历史转折，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全面内战作了充分准备。
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杨家岭举行。全会讨论了中共七大的各项准备工作，通过了中共七大的议事日程和报告负责人，决定除毛泽东的政治报告由主席团和全会讨论外，其他如军事报告、修改党章的报告、党的历史问题报告、统一战线报告等，分别成立委员会起草。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系统总结了党在各个时期的经验教训，对党史上的若干重大问题做出结论，并且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贡献。至此，延安整风胜利结束，并为党的七大的召开做好了准备。
七大会场
4月23日至6月11日，党的七大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举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共547人，候补代表208人，合计755人，代表着全党121万名党员。陕甘宁边区代表团代表144人，其中正式代表94人，候补代表50人，包括女代表6人。代表团主任为高岗，副主任林伯渠、贺龙。
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作了题为《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和《愚公移山》的闭幕词，并作《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关于形势与思想政治问题的报告、关于讨论政治报告的结论和关于选举问题的讲话。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和关于讨论军事问题的结论。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关于讨论组织问题的结论。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讲话。任弼时、陈云、彭德怀、张闻天等20多人作大会发言。
大会一致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方面的报告，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和新的党章。七大通过的新的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中共七大作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而载入史册，为党领导人民去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坚实基础。
1945年8月14日，在日本宣布投降的当天，以及20日、23日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从延安飞抵重庆。1945年9月10日至15日，国共代表连续举行了四次正式会谈。尽管双方在国民大会及政治会议等问题上都做了一些让步，但在核心的军队和解放区问题上，还是毫无进展。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并公开发表。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双方协议“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双方还确定召开各党派代表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这是重庆谈判最重要的两项成果。
1946年1月，为了便于指挥解放战争，毛泽东由枣园迁到王家坪，为解放战争制定作战方针。6月26日，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在晋南、苏北、鲁西南、胶东、冀东、绥东、热河、辽南等解放区发起大规模的进攻，全面内战爆发。8月6日，毛泽东在杨家岭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并和她进行了谈话。就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毛泽东在谈话中强调指出：“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虽然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中国人民在美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
1946年11月11日和13日，中共中央和西北局、边区政府相继召开了保卫边区、保卫延安干部动员大会。为响应党中央武装自卫、保卫边区、保卫延安的号召，延安军民紧急动员起来，做好了一切战争准备工作，随时准备粉碎国民党军的武装进攻。1947年2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延安召开。这是在延安召开的最后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着重讨论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指示明确了当前形势和任务，即：“目前各方面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现在是它的前夜。我党的任务是为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
1947年3月，随着蒋介石、胡宗南等不断的进攻边区，林伯渠发出了：“我们要尽一切力量保卫边区，保卫延安，保卫毛主席，保卫朱总司令！”的号召。1947年3月11日至18日，党中央组织指挥边区军民进行了7天7夜的延安保卫战。3月18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习仲勋和刚从甘谷驿赶来的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王震等，在王家坪毛泽东住处召开会议，研究撤离延安与西北野战兵团的作战部署等问题。当天傍晚，毛泽东和周恩来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撤离延安，开始转战陕北。3月19日上午，参加保卫延安作战的西北野战兵团部队，经过7天的激烈战斗，歼灭国民党军5000余人后，主动放弃延安，胡宗南占领延安。
3、转战陕北
毛泽东在转战陕北途中
小河会议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东渡黄河
3月21日,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离开杨家沟,到达绥德县的吉镇。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从吴堡县川口村园则塔乘木船渡过黄河，毛泽东离开了他生活战斗过十三个春秋的陕北，前往西柏坡。 4月21日，被国民党军侵占一年一个月零3天的革命圣地延安宣告光复。次日，中共延属地委、专员公署，中共延安市委和市民主政府迁回延安城内办公。4月24日，中共中央致电西北野战军全体指战员，庆祝收复延安的伟大胜利。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延安地方组织领导延安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史册上，写下了灿烂的篇章，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从1935年10月到1948年3月，这是党的历史上极为重要的延安时期，延安时期跨越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抗日战争时期、全国解放战争前期，占新民主主义革命28年的几乎一半时间。紧跟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延安人民迎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响应毛泽东主席复电的伟大号召，中共延安地方组织率领延安人民，踏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伟大征程。 2022年10月26日至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延安考察时表示，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从1935年到1948年，党中央和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生活和战斗了13年，领导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实现历史性转折，扭转了中国前途命运。巍巍宝塔山，滚滚延河水。延安用五谷杂粮滋养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支持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
